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毛澤東

01

蕭瑟秋風今又是

2023年8月底，華為無預警發售5G手機Mate 60 Pro，經過各路極客達人測試，判定華為手機的運行速度與最新款iPhone 5G手機不相伯仲。

去年，世界頭號科技狠活兒大佬馬斯克放話，要在2023年開發一款可以直接連結星鏈的手機，誰料，這個目標被華為捷足先登，配載7納米芯片的華為Mate 60 Pro內建接收器，可直連衛星，讓老馬汗顏。

華為此次亮劍，恰好踩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問北京的時間節點上，被認為是中國頂尖企業針對美國將商業行為政治化和霸權制裁，報之以回應的一記響亮的掌摑，山姆大叔捂著紅腫的臉，咝咝哈氣，中國網友則“宜將剩勇追窮寇”，將雷蒙多的照片惡搞成華為手機代言人。

他強由他強，他橫任他橫，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卡脖子戰術，永不言敗的中國人用行動做了回答：美國的遏制和打壓阻止不了中國發展，只會增強中國自立自強、科技創新的腳步。

曾揚言要“滅了三星、打死蘋果”的大嘴余承東這次“低調”了許多，用一連串“遙遙領先”吹響了沒有硝煙戰場上大反攻的集結號。

余承東有點像《英雄本色》里的小馬哥，小馬哥說，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個機會，我要爭一口氣，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我只是要告訴人家，我失去的東西一定要拿回來。

三年前，美國商務部針對華為出臺第二輪出口管制措施，美國商務部下令，任何廠商若使用美國設備為華為設計和制造芯片，都必須額外取得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證。

換言之，若沒有美國政府許可，三家壟斷芯片設計的美國企業不能為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提供芯片設計服務，臺積電和其他芯片制造廠也不能為海思制造芯片。

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處心積慮不擇手段要搞死一家中國企業，它在害怕什么？

同是中國代表性企業的巨擘，華為不同于阿里巴巴和騰訊，阿里巴巴和騰訊發展得再好，規模搞得再大，也只能算是互聯網平臺的應用方，而非底層建設方，更不是核心底層科技的掌握者，全世界互聯網的基礎構架是由美國設計的，騰訊和阿里作為應用方，不會對美國形成根本性威脅，只要美國把“根”掐斷，就能斷絕這些企業的生機。

華為則不然，它以領先世界的技術，在西方壟斷體系上撕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乃至動搖了美國深扎在互聯網底層的根基。

四十年前，當日本半導體技術突飛猛進，觸動了美國的禁臠時，美國立即撕下自由市場的面紗，動用國家機器緊卡日本脖子，用“半導體協定”的一紙協議將其扼殺在襁褓之中。

今時不同往日，日本是美國羽翼下的小國，雖在順風順水時發出幾聲暗啞的“日本可以說不”的嘶叫聲，但終究是形勢比人強。與此相比，中國是大國，更重要的，中國是一個真正獨立自主、有著威武不能屈的深厚文化底蘊和強烈民族自豪感的大國，美國對日本卡脖子，輕輕松松，手到擒來，待到對中國使出同樣伎倆，就不那么靈了。

美國圍堵華為，意在遏制中國復興。

當華為新手機火爆市場、各地實體門市大排長龍、銷售一空，當余大嘴那句“遙遙領先”以滔滔不絕之勢占據各大媒體頭條和成為坊間創意小視頻的萬金油素材，當無數國人奔走相告為麒麟9000S七納米芯片沖破封鎖而大聲叫好。

喧嘩熱騰之際，華為深圳總部總裁辦公室，有個老人端著一杯熱茶，望著窗外凄凄瀝瀝的夜雨，飽經憂患的雙眼如醒獅般怒睜，嘴角堅毅，眉頭緊鎖。

他知道華為新手機的推出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他知道美國必將會有進一步動作乃至對與美國有關的全球半導體產業鏈進行徹底盤查和施壓，他知道未來的每一步都將充滿磨礪和挑戰甚至可能是噩夢般的死去活來。

他準備迎接這一切。他是任正非。

02

雄關漫道真如鐵

日本士兵稱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鋼鐵臺風”。

無數日本青年被罪惡的軍國主義政府征召加入助紂為虐的侵略戰爭，一個來自清酒商人家庭的年輕工程師盛田昭夫因被分配到日本海軍工程實驗室，勉強躲過前線戰火，而他的幾個兄弟則接受了“神風敢死隊”的自殺式訓練。

同時期的上海，十幾歲的小把戲張忠謀每天都能聽到空襲警報，他跟隨家人，一路逃生，從上海到廣州，從廣州到香港，再從香港到重慶。

抗日戰爭結束不久，解放戰爭又開始了，張忠謀一家為避戰火，再次前往香港。

同樣是在這個炮火滿天的憂患年代，與張忠謀一樣祖籍浙江的任正非于1944年10月25日出生在中國貴州省鎮寧縣的山溝里。

當時很少有人能預知，在大氣磅礴的“鋼鐵時代”之后，大國之間的白熱化競爭將集中在微小以納米計的“芯片”領域。

幾個世紀以來，人類通過算盤等原始工具進行加減乘除的運算。20世紀初，大量“人肉計算機”充斥在大型商業和官僚機構，辦公人員配備了筆和紙，偶爾還有簡單的機械計算器，以制作工資單、進行人口普查或跟蹤銷售數據。

大蕭條期間，美國工程進步管理局雇傭失業人員，成立了數學表格項目，在紐約曼哈頓的辦公樓里，數以千計的“人肉計算機”坐在一排排辦公桌旁，將對數和指數函數制成表格。

第二次世界大戰加速了人類對計算能力的追求。

1958年，諾貝爾獎得主、科學怪人肖克利成立了最初的半導體公司，他帶領技術團隊實現了突破，美國工程師基爾比將多個晶體管內置在同一塊硅板中，稱之為“集成電路”，后來這玩意又被通俗地稱作“芯片”。

肖克利雖是諾獎得主，卻管不住手底下一班狂人，其半導體公司下的8名工程師聯合“謀反”，遞交了辭呈，拿著美國東海岸一個大富翁的天使投資創辦了一家新公司——仙童半導體。

這八位工程師被認為是硅谷的創始人，個個不是省油的燈，其中一位名叫戈登·摩爾，后來提出了摩爾定律，其核心內容為：集成電路上可以容納的晶體管數目大約每經過18個月到24個月就會增加一倍，換言之，處理器的性能大約每兩年翻一倍，同時價格下降為之前的一半。這條定律在過去幾十年中，成為芯片領域的金科玉律，指導著前赴后繼的芯片梟雄攻城掠地。

就在美國的“八叛逆”開始大展拳腳時，讀高中的任正非正與千千萬中國人一起經歷“饑餓歲月”，當時，任正非家里嚴格實行“分飯制”，以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后來任正非回憶，如果不這樣，總會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三個字的含義。

臨近高考，任正非有時在家復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攪拌一下，烙著吃，被父親任木生碰上過幾次，每次都鼻酸落淚。那時，任正非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得柜子都沒有，所有糧食都用瓦缸裝著，除非餓得撐不住，否則任正非絕不敢隨意去抓一把。

高考前三個月，任正非的母親程遠昭給他開小灶，經常早上塞給他一塊小小的玉米餅，要他安心復習功課。

1963年，任正非在半饑半飽中憑借頑強的意志力，考上了重慶建筑工程學院。任正非在大學刻苦學習，希望畢業能找個好工作，賺錢孝敬父母，照顧弟弟妹妹，誰料，不久之后，“文革”開始了。

因“文革”造成的大混亂，導致任正非大學畢業后，耽誤了一年，才分配工作，1968年，任正非進入一家建筑工程單位，加入了“三線建設”的大潮。

任正非和父母，攝于1947年

就在地球另一端的仙童成立的第四天，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以每小時18000英里的速度從西向東環繞地球運行。

美國見狀，立即啟動了一項緊急火箭計劃，肯尼迪總統宣布，美國將向月球派送一名宇航員。仙童的高層立即意識到，他們的芯片有了一個巨大的市場。

1962年11月，也就是任正非在“饑餓歲月”緊張備考的時候，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著名工程師斯塔克決定為阿波羅登月計劃賭上仙童芯片，使用仙童的集成電路的計算機將比傳統晶體管計算機小三分之一，盡管如此，最終將阿波羅11號帶上月球的計算機仍然重達70磅。

正是仙童的芯片讓阿波羅計算機正常運轉。

借助阿波羅芯片的西風，仙童從一家小型創業公司轉變為一家擁有1000多名員工的公司，其銷售額在兩年之內，從50萬美元飆升至2100萬美元。

與美國軍方關系密切的德州儀器（TI）副總裁哈格蒂也聞著味找到了商機，哈格蒂預見到，芯片最終可用于美國軍方使用的每一件電子產品中。

1960年代正是美蘇核對峙的年代，古巴導彈危機更是令戰爭一觸即發，哈格蒂向美國國防部工作人員介紹了芯片的妙用，令后者同意贊助德州儀器在芯片方面的研發。

1962年秋，美國空軍開始尋找更輕便智能的計算機來引導其“民兵11號”導彈，該導彈的設計初衷，是在太空中發射核彈打擊蘇聯。“民兵”初代導彈的機載制導計算機是一個基于分立晶體管的龐然大物，由于過于沉重，根本無法承擔打擊蘇聯的戰略目標。

德州儀器拿下了“民兵11號”的訂單，一年之內，德州儀器向美國空軍的發貨量占當時美國空軍累計購買芯片的60%，到1964年底，德州儀器為“民兵”導彈計劃提供了10萬塊芯片。

此時，張忠謀已是德州儀器的老員工。

解放戰爭年代，張忠謀先是去了香港，又去了波士頓，他被哈佛大學錄取，成為當時哈佛大學一年級里唯一的中國學生。

張忠謀

張忠謀學了一年莎士比亞，覺得有點虛頭巴腦，不利于就業，20世紀50年代初，華裔美國人唯一能從事的中產階級職業都是技術性的，張忠謀于是放棄英國文學，轉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機械工程。

畢業后，張忠謀被一家名為喜萬年的電子公司錄用，他的工作是提高公司產品的成品率。張忠謀白天喜萬年的生產工藝，晚上開夜車學習肖克利的《半導體中的電子和空穴》。

在喜萬年干了三年，張忠謀收到德州儀器挖墻腳的邀約，欣然前往得克薩斯州，在德州儀器，張忠謀負責經營一條用于IBM電腦的晶體管生產線。當時，這種晶體管已落后于時代，成品率幾乎為零。

張忠謀為德州儀器系統地調節不同化學物質組合的溫度和壓力，以確定哪種組合最有效，張的直覺令同事們驚嘆。

一位同事回憶道，和張忠謀工作時必須小心，他坐在那里，吸著煙斗，透過煙霧看著你，就像一個佛陀，但在煙霧的背后，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大腦。

張忠謀對待手下員工極為苛刻，當時流傳一個說法，如果你沒有被張忠謀折磨過，你就沒有在德州儀器工作過。幾個月內，張忠謀的方法產生效果，將晶體管生產線的成品率提升至25%。

1960年代，芯片市場洞開，從軍用轉向民用。

芯片的創新，將以美國為中心的國家連接成一個網絡，日本作為美國的“保護國”，積極融入美國半導體產業，這一過程得到了日本商界精英的全力支持，其中就包括二戰時因幸運而逃過一劫的年輕工程師盛田昭夫，他現在的身份是索尼創始人。

盛田昭夫

1962年11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愛麗舍宮拜會法國總統戴高樂，池田勇人給戴高樂帶了一個小禮物，一臺索尼晶體管收音機。戴高樂在會后對助手說，池田勇人表現得像一個“晶體管推銷員”。

憑借半導體等高端產業的迅猛發展，“推銷員”池田勇人提前兩年實現了日本收入翻一番的目標。

與日本借美國大樹乘涼的策略不同，蘇聯采取了簡單粗暴的“復制”模式，赫魯曉夫一聲令下，蘇聯克格勃特工體會上意，從賓夕法尼亞州搞到了一塊德州儀器制造的芯片。

蘇聯半導體負責人肖金召集了一群頂尖工程師，將芯片放在顯微鏡下，通過鏡頭細細觀察。肖金向他們下達命令，復制它，一摸一樣，不能有任何偏差，我給你們三個月時間。

蘇聯的復制模式存在天生缺陷，造芯片不是造原子彈，不是依靠舉國之力就能立馬制造出來，芯片的研制是一個精工細作的過程，除了燒錢攻堅，還需要各方資源巧妙勾兌。

整個冷戰時期，蘇聯制造了大量核彈，但在芯片的競爭中逐漸落了下風。

在日本首相推銷芯片產品的前后腳，仙童在香港恒業街的一家涼鞋廠租了一個地方，不久之后，一個巨大的仙童招牌掛在了大樓上，美國人將這里作為半導體的裝配地。香港工廠投產的第一年，組裝了1.2億只產品，質量絕佳，因香港勞動力成本低，仙童可雇傭更好的工程師來運營裝配線。

1960年代的香港

繼仙童之后，德州儀器、摩托羅拉等半導體公司迅速跟進，當時中國香港每小時25美分的人力成本僅為美國工資的十分之一，但這在亞洲已是拔尖，中國臺灣的人力成本是每小時19美分，馬來西亞是15美分，新加坡是11美分，韓國人力成本最低，只有10美分。

1968年，張忠謀代表德州儀器來到中國臺灣，為新的芯片組裝工廠選擇地點，當年7月，德州儀器董事會批準在臺灣建造新工廠，到1969年8月，這家工廠開始組裝第一批半導體器件。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半導體公司在亞洲雇用了數萬名工人，主要集中在中國臺灣、韓國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就在以美日為主導的芯片產業在全球發展得如火如荼之時，中國還在萬馬齊喑中等待著改開的那一聲春雷。

1974年，因國家進行“四三方案”，任正非應征入伍，前往遼寧，成為一名基建工程兵，參加遼陽石油化纖廠的建設。

所謂“四三方案”，指的是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為解決民生問題，動用大筆外匯，向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計劃，共需43億美元，因此稱作“四三方案”。

任正非能順利入伍，得益于他在大學期間主攻技術，而當時軍隊中最缺的就是技術人才。

軍隊中的歷練，讓任正非具有了超強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一有閑功夫，他就捧著本《毛澤東選集》細讀，后來華為“征戰”海外，任正非潛心琢磨如何將毛澤東兵法轉化為華為戰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全國科學大會，6000多個代表中，35歲以下的僅有150多人，任正非33歲。同年的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此時，大國在芯片領域的你追我趕早已拉開大幕，美國一騎絕塵，日本蠅隨驥尾，便宜占盡，乃至漸呈后來居上之勢，蘇聯則被困在僵化的機制里，在與美國的高科技領域競爭中漸漸體力不支。

在科學大會上，任正非受到領導鼓勵，感到熱血上涌，想到毛澤東的兩句詩：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沒有硝煙的芯片戰場，中國來了。

03

安得倚天抽寶劍

任正非轉業后，被分配到南海石油集團下屬的一個子公司當副經理，地點在深圳。

改革的料峭春風讓任正非不安于現狀，決定自己干出點成績，當時，電視機在國內是俏貨，任正非帶著幾個同事去談電視機貿易，卻遭遇了一個大騙局，被騙走了200萬元人民幣，按當時中國內地城市人均月工資100元的水平來計算，200萬元的購買力相當于現在的一個億。

任正非的父母得知后，擔心兒子想不開尋短見，不遠千里來到深圳，守在他身邊，任正非一家人擠在十幾平方米的房子里，吃飯做飯都只能在陽臺。

孟晚舟在一篇名為《風箏》的文章中，回憶當時的艱苦環境：深圳多雨，任正非一家住在漏雨的屋子里，每逢落雨時，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連隔壁鄰居說話都聽得見。

任正非咬牙追了一年欠款，追回了大部分，減少了單位損失，但還是被南海集團開除了。

被單位開除后，任正非的父母擔心兒子失去工作，以后可能會“活”不下去，老兩口拼了命的攢錢。

1995年，任正非的父親任木生去女兒家小住，在昆明街頭一個小攤上，因為養成了省錢的習慣，舍不得多花錢，買了一瓶山寨的劣質飲料，喝完后拉肚子，最后因器官衰竭而亡。

六年后的2001年，任正非的母親程遠昭因車禍去世，去世前兩個月，程遠昭對任正非的妹妹說，我存了幾萬塊錢，留著以后救你非非哥，干買賣不會永遠都好。將來你哥哥遇到難處，這些錢可以拿給他，讓他有吃飯的錢。

1987年10月，在深圳的兩間簡易房里，任正非和他的合伙人湊了2萬元人民幣，辦了一家小公司，注冊公司時，任正非不知叫什么好，一抬眼正好看到墻上的“中華有為”的標語，于是，將公司命名為——華為。

任正非創建華為的1980年代，美國半導體行業經過了地獄般的十年，造成這個局面的原因是，美國面臨著它一手扶植起來的日本的殘酷競爭。

起初，硅谷的芯片制造商壓根瞧不上像索尼、東芝這樣的日本的公司，開玩笑說，日本是一個“咔嚓”“咔嚓”的國家，“咔嚓”是日本工程師在會議上用相機拍照時的聲音。當時，日本參與芯片研發的公司，都卷入了與美國芯片制造商的知識產權訴訟，硅谷大佬們引用這一事實，作出論斷——在芯片領域，美國遙遙領先。

有個美國工程師對“美國遙遙領先”產生懷疑，于是測試了索尼和東芝的芯片，發現日本芯片的質量竟然比美國好得多，為此，他寫了份報告，說日本芯片在前1000小時的故障率都沒有超過0.02%，而被測試的美國芯片的故障率為0.09%，也就是說，美國芯片的故障率是日本芯片的四倍多。

這個結果令美國各界感到震驚。

為對付日本，美國芯片產業大佬共聚一堂，負責亞洲芯片組裝離岸外包的高管斯波克拍著桌子咆哮：打擊它們！擊倒它們！殺死它們！

斯波克說，如果索尼、日立、富士通、東芝等日本企業在芯片領域超越美國，那么它們就會把整個行業推向太平洋，美國的利益將大大受損，美國必須與日本開戰。

當時的情況是，日本大量向美國出售芯片產品，但美國卻難以在日本獲得市場份額，壟斷了日本電信業的NTT（日本電信電話公司），幾乎全部從日本供應商那里購買芯片，讓硅谷干瞪眼。

隨著硅谷的失利，日本公司繼續發力，1984年，日立在半導體業務上的支出從十年前的15億日元增長為800億日元，東芝的支出從30億日元增長為750億日元。

1985年，日本公司在半導體上的支出占全球的46%，而美國只有35%。

1986年，日本芯片產量超過美國，整個80年代，日本提供了全世界70%的光刻設備，美國所占的份額下降到21%。

日本在芯片領域的突飛猛進，甚至驚動了美國國防部，《紐約時報》刊登了當時美國國防部一位官員的言論：“日本的芯片對美國造成了威脅，如果美國在芯片領域敗給日本，那么，美國就只能完全依賴外國制造商來制造我們最敏感的東西。”

1980年代的一天，硅谷明氏中餐館里，羅伯特·諾伊斯（硅谷之父、仙童和英特爾創始人）、杰瑞·桑德斯（AMD創始人）等美國芯片大佬邊吃午餐邊討論如何對付日本半導體行業。

羅伯特·諾伊斯

最后，他們達成共識——去白宮游說。

就在美國和日本在半導體領域短兵相接時，中國的任正非正在為如何推銷減肥藥發愁，他看到女生愛美，覺得減肥產品大有市場，結果賣得一塌糊涂。后來，華為又轉賣火災報警器，誰料，當時國人對這玩意不感冒，銷售依舊慘淡。

兩次出師不利，任正非焦急不已，準備去賣墓碑，買一塊墓碑的原料不過百元，雕刻打磨一番，轉手能賣三五百，甚至上千元，任正非考慮再三，還是放棄，他不想將一腔創業報國的熱血，揮灑在“死人生意”上。

試了幾次水，任正非發現了一個神奇的產品——程控交換機。

在固定電話時代，程控交換機相當于整個電話網的大腦，連接各個終端用戶的電話機，1980年代，中國還不能自主生產程控交換機，只能從國外引進，外國商人得以哄抬市價，大發其財，一臺程控交換機賣5萬元。

任正非開始上道兒了，盡管起初他干的營生，不過是倒買倒賣通信設備，賺一點差價。因市場需求極大，華為開始忙碌起來，每天裝貨卸貨，慢慢積攢了點資本，員工增加到20人。

代理商沒做多久，任正非又不“安分”了，他覺得程控機這玩意，技術并不復雜，給外國廠商做代理，等于寄人籬下，看人眼色，為什么我們不自己研發呢？

對于自主研發的執念，任正非在創業之初就已經有了，因為事實擺在眼前，當代理商賣得再紅火，也始終處在整個產業鏈最底端，任人宰割，唯有自己翻身做主人，才能風云際會，成一番真正的事業。

任正非當年萌生的這個小小的“自主研發”的念頭，在未來逐漸長成參天大樹，令全球芯片江湖風云變色，乃至成為霸權主義美國的心腹大患。

當然，這還需假以時日。

就在任正非的初創企業剛上正軌，準備搞自主研發的前后腳，曾經被嘲笑為“晶體管銷售員”的日本，已替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生產國，全球半導體企業銷售額前五名，日本占了四席。

號稱“硅谷市長”的仙童和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公開對媒體說，我們正處于死亡螺旋中，你能說出一個美國沒有沒落的領域嗎？

04

萬類霜天競自由

經過一眾美國芯片大佬去白宮游說，美國政府決定對日本采取行動。

美國決定用它在多年前埋伏下的“秘密武器”對日本進行絕殺。

這個“秘密武器”即——301條款。

日本最早占據美國市場的商品是紡織品，20世紀60年代，日本向美國出口的紡織品數量劇增，引起美國同行不滿，美國企業家向政府施壓，后者通過貿易談判的方式在1968年，強逼日本達成了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

1974年，在紡織品貿易戰中嘗到甜頭的美國，頒布了修訂版的《1974年貿易法》，并在該法案的301條到310條中規定：當有任何利害關系人申訴外國的做法損害了美國在貿易協定下的利益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可進行調查，并采取制裁措施。

這些條款后來被統稱為“301條款”，并在1979年到1988年間進行了3次修訂，添加了“特別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這些條款被認為是美國對其競爭對手在貿易領域進行打壓和報復的依據。

1985年，也就是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生產國的那一年，美國亮出殺招，引申“301條款”，在紐約的廣場飯店舉行會談，與日本等國簽訂了《廣場協議》，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貶值，以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等問題。

《廣場協議》簽訂后，日本成為最大受害國，日元快速升值，促使日本從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驅動模式變成了以房地產和金融借貸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日本苦心孤詣的半導體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規劃也淪為泡影，進入漫長的“失去的三十年”。

1996年，美國半導體產業總值超過日本，重居世界第一。

日本的芯片業被美國絕殺，蘇聯的半導體事業則在僵化模式中自生自滅，冷戰早期，蘇聯掌握了關鍵技術，制造出強大的火箭和核武庫，幾乎與美國并駕齊驅。但在計算機、芯片等新時代的競爭領域，蘇聯不可挽回地落后了，20世紀80年代，有個流行的笑話，一位克里姆林宮的官員自豪地宣稱，同志們，我們已經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微處理器。

1990年，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為了重振蘇聯高新技術產業，來到硅谷進行正式訪問。硅谷的科技大佬為他舉辦了一場盛宴，喬布斯的蘋果公司合伙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坐在戈爾巴喬夫身旁，殷勤勸酒，其樂融融，但聯系當時的國際風云，會讓人覺得有一絲鴻門宴的味道。

戈爾巴喬夫為了獲得美國技術，承諾會從東歐撤出蘇聯軍隊以結束冷戰，在與美國科技巨頭的推杯換盞中，戈爾巴喬夫邀請他們來蘇聯投資。隨后，戈爾巴喬夫來到斯坦福大學，向觀眾揮手致意，對臺下的學生說道，冷戰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要為誰贏了而爭吵。

一年后，蘇聯解體。

繼承了蘇聯大部分遺產的俄羅斯在芯片領域依舊虛弱，1990年代，俄羅斯一家曾經無比光榮的工廠被降級，開始為麥當勞歡樂餐玩具生產小芯片。

美國徹底消除了來自日本和蘇聯在芯片領域的威脅，自以為高枕無憂時，在古老而新鮮的東方，一家在當時甚不起眼的小公司生產出了自主研發的第一款產品。

05

一唱雄雞天下白

華為的第一款產品叫BH01，雖美其名曰“自主研發”，其實就是一款從國營單位買散件回來自行組裝的產品。

任正非等人將散件買回，做包裝，寫說明書，然后打上華為的標簽，再從全國各地招代理商進行銷售。

隨著業務增加，華為員工腦力體力并用，異常辛苦，每個員工都在辦公室放個床墊，白天干完活兒晚上接著干，累了就在床墊上瞇一會兒。這成為華為有名的“床墊文化”。

有一次，任正非站在辦公室窗口，對員工半認真半開玩笑說，新產品研發要是不成功，你們可以換個工作，我呢，只能從這里跳下去。

研發得燒錢，為了籌集資金，任正非出臺了一項內部政策，誰能給公司借來1000萬元，誰就可以一年不上班，工資照發。

為了投錢研發，導致華為員工工資被拖欠，一些員工工資實在欠的太多，任正非就跟他們商量，把這些錢轉成股份，華為的全員持股就是這么來的。

1993年，華為銷售額過億，很多高管嚷嚷著分錢。任正非說，我們要掙的絕不只是這點錢，我們要把這些錢擴大再生產，開發大體量專業機，開發電信局能用的交換機，進軍公用電話領域。

1993年7月，江西省樂安縣郵電局公溪支局與華為合作，開通了jk1000局用機，首先打開局面，隨后華為又與國內多家郵電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

就是這個時候，華為站上了與世界通信巨頭對決的擂臺，對手個個來頭不小，有美國的AT&T，日本的富士通，法國的阿爾卡特，瑞典的愛立信等等。

這些國際通信巨頭的弱點是信號不統一，不兼容，當時有個說法叫“七國八制亂中華”，這為華為的崛起埋下了契機。

商場如戰場，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里，任正非帶領華為與國際巨頭廝殺，他為之癡迷的毛澤東思想派上了用場。當時，中國農村線路很差，調試設備困難，國外的通信設備廠商都不愿意進，任正非看準這一點，仿照毛澤東的戰術，來了個“農村包圍城市”。

華為技術員工走鄉串戶，奔走于廣袤的農村和偏遠山區，給農村用戶裝電話，免費負責維修，通過實打實的血汗付出，華為漸漸與國內同行拉遠了距離，雖那時還沒到余大嘴那一串“遙遙領先”的程度，但已成為少數能與國外巨頭爭雄的新起之秀。

進入通信行業后，任正非心無旁騖，不管外界誘惑多么大，都不為所動，仿佛老僧入定一般，房地產最火的那些年，有部下向任正非建議，隨便要點兒地，蓋蓋房子，就能輕松賺100億。任正非一聽，拍桌子怒吼，華為不做房地產，此事早有定論，誰再提，誰下崗！

炒房大鱷們賭的是房地產泡沫不會破，永遠有暴利可賺，這讓某些自信能“永遠大”的房企愿望落了空，而任正非孤注一擲，“賭”的是自主研發，實際也是“賭”的中國之崛起。

就在JK1000研制不久，任正非招兵買馬，又將所有資金一把壓上，開發數字程控交換機C&C08，這款產品用到了華為自主研發的芯片。

自研芯片是關鍵中的關鍵，自家有了“芯”，底氣就足，否則，根本無法與國際巨頭抗衡。研發芯片需要持續燒錢，IBM在20世紀90年代一年的研發資金為60億美元，貝爾實驗室一年的研發投入為30億美元。

1991年，華為成立了自己的芯片設計中心，招募大量科研人才，硬著頭皮攻堅，每天晚上9點，任正非都會提著一大籃面包牛奶勞軍。

當時為防止經濟過熱，人民銀行嚴控各大銀行的貸款發放，為了有足夠的資金研發芯片，華為傾其所有，賭上全部身家，向大企業拆借，利息高達30%。

1996年，華為在研發上投入1億多元人民幣，年終一結算，還剩幾千萬，任正非知道后，說了一句話，不許留下，全部用完。于是，研發部只得將所有設備更新了一遍，換成最好的。

華為的崛起，拜改革開放所賜。

改開之后，中國大陸融入全球經濟，數億農民隨著城市化進程從鄉村走向城市，為芯片組裝行業帶來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令亞洲其他地區，包括中國臺灣在內的相關企業感到恐慌，當時有個普遍看法，大陸進入電子組裝行業，可能會讓臺灣破產。

為應對變局，臺灣當局找到了芯片領域的風云人物——張忠謀。

1985年，中國臺灣地區經濟部門負責人李國鼎將張忠謀迎進他在臺北的辦公室，此時，距離德州儀器在臺灣建造第一座半導體工廠，已過去了20年。

李國鼎聘請張忠謀為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創立臺積電，領導臺灣芯片產業。

張忠謀也像任正非那樣，知道搞芯片要燒錢，他有一個激進的想法，如果成功，這個想法將顛覆半導體行業，讓他和臺積電將控制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

張忠謀

臺灣當局為臺積電提供了48%的啟動資金，張忠謀憑借芯片圈的人脈，說服荷蘭半導體公司飛利浦出資5800萬美元，轉讓生產技術，授予知識產權，以換取臺積電27.5%的股份。

臺灣當局要求島上最富裕的幾個家族提供資金，當一個商人表示拒絕投資臺積電時，他收到了臺灣相關部門負責人的電話提醒，過去20年里，臺灣一直對你很好，你最好現在就為臺灣做點什么。不久，張忠謀收到了這個商人的巨額支票。

從一開始，臺積電就不是真正的私人企業，而是臺灣當局的項目。

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臺積電一多半的銷售額來自美國公司，臺積電的大多數高管來自美國頂尖大學。

張忠謀承諾，臺積電永遠不會設計芯片，只會制造芯片，臺積電與客戶之間沒有競爭。

在張忠謀的帶領下，臺積電成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代工廠商，而任正非領導下的華為，成為臺積電的第二大客戶。

張忠謀祖籍浙江寧波，任正非祖籍浙江金華，兩個浙江人在時代和命運的安排下，相逢于浪潮之巔。

06

萬端遺恨皆須補

曾經，在華為內部，任正非有個“干兒子”，名叫李一男。

李一男以工程師身份進入華為，半個月后，升為主任工程師，后來又當了華為總工程師，27歲那年，李一男成為華為副總裁。

1993年到1998年，李一男主持華為技術，將華為從一家生產交換機的企業快速轉型為一家包括交換、傳輸、無線、數據在內的綜合通信供應商。

少年裘馬的李一男，智商極高，情商很低，不懂人情世故，脾氣暴躁，口頭禪是：信不信我開除你。

有一次，李一男帶領部下集中培訓，春節都沒回家，大年三十這天，他們在南油集團聚餐，差不多都喝大了。回家路上，李一男跟出租車司機吵了起來，差點兒動手，打電話喊下屬來救他。

下屬到達“案發現場”，發現李一男爛醉如泥，那個司機不忿地說，這哥們兒喝多了，說要開除我，我他么一個出租車司機，你憑什么開除我？

下屬哭笑不得，賠禮道歉，他喝醉了，那是他口頭禪，你別跟他一般見識。

任正非有心栽培李一男，調他去負責市場部，本意是讓他歷練一番，卻被李一男誤解，以為自己是被發配出去了，一怒之下，竟然提出辭呈。

接到辭呈后，任正非大吃一驚，他對李一男視若己出，甚至當接班人來培養，沒想到他卻要走。強扭的瓜不甜，何況任正非也是火爆脾氣，見對方執意要走，也不強作挽留。

2000年4月，任正非和幾十名核心高管，在深圳五洲賓館最豪華的宴會廳為李一男踐行，歡送他北上創業。

李一男跑到北京，創辦了港灣網絡，主要從事系統集成業務，代理華為的通信產品，同時集成一些與華為產品沒有沖突的其他廠商的產品。

李一男創業時，與華為簽了君子協定，只做華為代理商，不設計產品研發。但李一男深知華為底牌，知道研發的重要性，很快將君子協定拋諸腦后。

頂著華為“太子”的光環，李一男的創業，引起了資本的極大關注。很快，港灣網絡就獲得了美國華平、淡馬錫等機構近億美元的風投，有了風投加持，李一男不但撕毀君子協定，大搞研發，還處心積慮從華為挖人。

創業的第二年，上百個華為研發部門的核心骨干跳槽到了港灣網絡，更絕的是，李一男私下收買華為的核心骨干，玩起商界無間道的游戲，讓他們當“內鬼”，繼續留在華為，在關鍵時刻，回避港灣網絡的研發領域和目標市場。

李一男甚至收買了華為北京研究所的一名員工，共同成立合資公司，竊取華為資源進行研發。

隨著李一男這套組合拳下來，港灣網絡的銷售節節升高，到2003年達到了10億元，被業界稱作“小華為”。

2003年，港灣網絡在北京宣布與深圳的鈞天科技合并，鈞天科技的老總叫黃耀旭，曾是華為的副總裁，也是李一男的老部下。鈞天科技當時擁有40多項核心專利，還有一大批入網許可，港灣網絡收購了鈞天科技，就可以進入運營商的數據傳輸市場，與華為正面對峙。

那段時間，是任正非的至暗時刻。

最核心的技術天才李一男出走，華為的另一個技術天才鄭寶用上班時突然暈倒，被查出腦癌，任正非親自把鄭寶用送上去美國治療的飛機，臨別時刻，兩個大男人抱頭痛哭，此時，任正非也身患癌癥，已經動了兩次手術。

打擊接踵而來，美國思科全球副總裁錢伯斯指責華為侵害了思科的知識產權，并正式向得克薩斯州東區聯邦法庭提起訴訟。

對任正非最大的重擊來自母親的逝世，程遠昭老人出門買菜時遭遇車禍，肇事司機逃逸，因老人身上沒有任何證件，被送到醫院后，院方聯系不到家屬，結果耽誤了救治。

此時，任正非正在伊朗做訪問，接到母親出事的電話，立即往回趕，中間多次轉機，轉機時又碰上雷雨天氣，錯過了班機，耽擱了好幾個小時。

任正非趕到醫院病房時，母親程遠昭安詳地躺在病床上，心跳和呼吸全靠機器維持，任正非淚如雨下，走上前去，哽咽地叫了聲“媽媽”。

程遠昭老人再也沒有醒過來。

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任正非做了半年悲傷的噩夢。

任正非總是夢見剛從部隊轉業，被人騙走200萬元，父母怕他想不開，舉家遷往深圳陪他，一家人擠在十幾平米漏風漏雨的房子里，夜雨滴答，無盡凄涼。父親舍不得買煙，只抽從老家帶來的劣質煙葉，母親為了省錢，專門挑臨近收攤的時候，從菜市場買便宜的死魚死蝦。

母親將厚厚一沓錢交到妹妹手中，叮囑她說，我存了幾萬塊錢，留著以后救你非非哥，干買賣不會永遠都好。將來你哥哥遇到難處，你就將這些錢給他，讓他有飯吃。

任正非有時會夢見時光深處更久遠的場景，那是他讀高中時，每天早晨，母親都會偷偷塞給他一個小玉米餅子……

夜半夢醒，淚痕滿面，任正非發現自己沒有媽媽了。

07

天翻地覆慨而慷

任正非得了嚴重的抑郁癥，但他沒有垮。

當時，任正非的抑郁癥是華為的公司機密，公司的人都不知道老板得了重度抑郁癥，只知道老板的脾氣大。

許多重度抑郁癥患者根本無法工作，但任正非卻是軍人出身，擁有鐵打的意志，他把痛苦深埋心底，每天堅持正常上班，在醫生幫助下，任正非的抑郁癥終于漸漸康復。

2004年，華為與思科的訴訟告一段落，任正非得以騰出手對付背刺他的李一男，為此，華為成立了一個“打擊港灣工作辦公室”，簡稱“打港辦”，受任正非直接領導，撥款4億元人民幣，對港灣網絡窮追猛打。

只要是港灣投標的項目，華為都要搶過來，報價比港灣低很多。山東一個國際中學的局域網招標項目，港灣報價60萬元，華為得知后，橫插進來，報價20萬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客戶樂瘋了。

港灣沒招，只好將報價降到40萬元，這個客戶是港灣的老客戶，念及往日的交情，客戶準備接受港灣40萬的報價，畢竟，按照這個價格，港灣已經沒有什么賺頭了。誰料，華為代表跑去找客戶，說道，只要讓我們接，這個單子可以白送。

最終，這家客戶選擇了華為。

對于那些用了港灣產品的客戶，華為不計成本，將客戶正在使用的港灣設備買回去，轉用華為的，甚至對客戶買一送一，任正非這么干，擺明了是不計成本，不計利益，目的就是廢掉港灣。

港灣羽翼未豐，賬面上只有4億元，正好等于華為的“打港經費”，港灣如何耗得過華為，很快彈盡糧絕。

這時，華為又將焦點轉到人力資源上，開始反挖墻腳，只要港灣員工回流到華為，薪酬上調，官升一級，幾個回合下來，港灣的研發團隊被華為整個挖走，元氣大傷。

李一男想做拼死一搏，說服國外的風險投資人追加投資，啟動上市程序。

華為見狀，向港灣發起訴訟，指其侵犯了華為的知識產權，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定李一男過去安排的三個“內鬼”盜竊了華為的知識產權，判處有期徒刑二到三年，此舉起到了殺雞儆猴的作用，最終，李一男的上市計劃泡湯了。

2006年6月6日，華為以17億元人民幣的價格，與港灣達成了收購意向，并簽署了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里有一個特別條款：李一男本人必須回到華為。

在接收港灣時，任正非發表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表示分分合合是歷史規律，不要背負太多沉重的過去，要看未來，要看發展，要站上更廣闊的世界舞臺，去爭取更大的成就。

任正非還說，你們開始創業時，只要不傷害華為，我們是支持和理解的，但你們在外國風險投資的推動下，對華為造成了傷害，我們只好做出反應，而且矛頭也不是對準你們的，而是對準西方的資本，這些資本在IT泡沫后轉向中國，妄圖通過挖空華為，來擺脫他們的困境。如果讓這些西方資本得逞，那么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就是一場災難。

李一男重新回到深圳的華為總部后，出任副總裁兼首席電信科學家，工號69066，根據諒解備忘錄，李一男至少要在華為待兩年。

據說，被迫回到華為后，李一男的辦公室是個透明的玻璃房子，一上班，就有很多華為新員工像看動物園里的猴子那樣去看他，這讓李一男感到痛苦。

兩年期限一到，李一男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了華為，去百度擔任首席技術官，跟李彥宏溫存沒多久，因種種事體，黯然離去。不甘寂寞的李一男離開百度后，又輾轉多個陣營，還參與創辦了牛電科技，旗下產品小牛電動車一度銷量可觀。

2017年，李一男因內幕交易，被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任正非收購港灣后，發表的講話中，說要站上更廣闊的世界舞臺，絕非唱高調，正如他從來沒有將自己一手帶出來的李一男當作真正的對手。

真正的對手在大洋彼岸。

2007年的蘋果大會上，喬布斯身穿標志性的藍色牛仔褲和高領黑色毛衣，獨自站在黑暗的舞臺上，臺下的“果粉”饑渴地等待著硅谷先知的發言。

這時，舞臺的另一邊冒出一股藍煙，一名身穿白色兔子裝的男子穿過煙霧，徑直走到喬布斯面前，將頭套摘下，咧嘴微笑。他是英特爾首席執行官保羅·歐德寧。

保羅遞給喬布斯一大塊硅片，說道，喬布斯閣下，我向你匯報，英特爾的芯片已經準備好了。

新千年以后，英特爾戰勝AMD，成為唯一一家為x86指令集架構生產芯片的大型公司，x86是一套基本規則，規定了芯片的計算方式，這成為個人電腦的行業標準。

長期以來，蘋果是唯一一家不使用基于x86芯片的計算機制造商，隨著喬布斯和保羅在蘋果發布會上這番“眉來眼去”，蘋果電腦以及未來的蘋果智能手機也將內置英特爾芯片。

人類的野心和夢想在瘋狂延展。

21世紀的頭十年，最先進的微處理器的每個芯片上都有10億個晶體管，能夠布置這些晶體管的軟件被楷登、新思和明導三家美國公司壟斷，這三家公司控制了全球四分之三的市場，如果不使用這三家公司里至少一家的軟件，芯片公司幾乎無法設計出芯片。

在芯片制造領域，中國臺灣的臺積電、韓國的三星等幾家亞洲地區的工廠制造了世界上大部分芯片。1999年，臺灣發生7.3級地震，大部分地區停電，臺積電的晶圓廠失去電力，影響到全球許多芯片的供應。

臺積電的崛起，最大受益者是蘋果。

蘋果設計了大量芯片，卻不制造任何芯片，iPhone的處理器完全在中國臺灣制造，如今，除了臺積電，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具備制造蘋果所需芯片的技能。iPhone最不可替代的芯片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設計的，但這種芯片只能在中國臺灣制造。

張忠謀生于中國大陸，在美國立業，在中國臺灣成功，這個黃皮膚黑眼睛、生于中國的美國人，成為芯片爭霸中的關鍵角色。

在中國臺灣的辦公室里，張忠謀抽著煙斗，他稱抽煙斗對他的健康有好處，臺積電牽一發而動全身，背后隱現出大國角力的縱橫捭闔景觀，這尊抽煙斗的“芯片佛陀”是否還能八風不動？

這里面有一些錯綜復雜的關系，臺積電的最大客戶是蘋果，第二大客戶是華為，華為的最大對手是蘋果，蘋果的最大對手是華為。如此一來，臺積電處于一個頗為微妙的位置，其背后除了大國之間的競爭，還有復雜的臺海關系。

美國固然可以通過貿易戰，迫使臺積電不能為華為制造芯片，但中國臺灣的臺積電，距離美國太遠，距離中國大陸太近，更何況，中國軍人出身的任正非，早已考慮到最壞的結果，為美國的封鎖和打壓準備了“備胎計劃”。

08

五洲震蕩風雷激

2012年，任正非在實驗室專家座談會上，提出了著名的“備胎”論斷。

任正非說：

“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于戰略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Android系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系統也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我們在做高端芯片時，我并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盡可能地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我們做操作系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

2019年5月，美國宣布將華為加入管制“實體名單”。

美國對華為下達管制令的第三天，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深夜發了一封致全體員工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海思全體同事們：

此刻，估計您已得知華為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的實體名單（entity list）。

多年前，還是云淡風輕的季節，公司做出了極限生存的假設，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為仍將持續為客戶服務。為了這個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數千海思兒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為悲壯的長征，為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數千個日夜中，我們星夜兼程，艱苦前行。華為的產品領域是如此廣闊，所用技術與器件是如此多元，面對數以千計的科技難題，我們無數次失敗過，困惑過，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過。

后來的年頭里，當我們逐步走出迷茫，看到希望，又難免一絲絲失落和不甘，擔心許多芯片永遠不會被啟用，成為一直壓在保密柜里面的備胎。

今天，命運的年輪轉到這個極限而黑暗的時刻，超級大國毫不留情地中斷全球合作的技術與產業體系，做出了最瘋狂的決定，在毫無依據的條件下，把華為公司放入了實體名單。

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間兌現為公司對于客戶持續服務的承諾。是的，這些努力，已經連成一片，挽狂瀾于既倒，確保了公司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大部分產品的連續供應！今天，這個至暗的日子，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兒女成為時代英雄的日子！

華為立志，將數字世界帶給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我們仍將如此。今后，為實現這一理想，我們不僅要保持開放創新，更要實現科技自立！今后的路，不會再有另一個十年來打造備胎然后再換胎了，緩沖區已經消失，每一個新產品一出生，將必須同步“科技自立”的方案。

前路更為艱辛，我們將以勇氣、智慧和毅力，在極限施壓下挺直脊梁，奮力前行！滔天巨浪方顯英雄本色，艱難困苦鑄造諾亞方舟。

何庭波2019年5月17日凌晨

任正非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硬氣地表示，華為不需要美國撤銷實體清單，實體清單永遠保留好了，沒有美國，華為也可以生存得很好。

事實上，早在2003年摩托羅拉收購華為失敗后，任正非就預料到在芯片領域里中美必有一戰。

2004年，海思正式成立。

2014年初，海思發布麒麟910芯片，采用了頂級28納米封裝工藝，追平了高通。

自此，海思氣勢如虹，推出的產品一款比一款成功，搭載麒麟芯片的華為手機，從p6到p30，從Mate 7到Mate 60，全部成為爆款。

在這些成就背后，是任正非和華為不忘初心，始終聚焦于“自主研發”。

2015年，中國臺灣投入最多研發經費的前5名科技企業，臺積電研發費568億臺幣，富士康研發費489億臺幣，聯發科研發費433億臺幣，臺聯電研發費137億臺幣，緯創研發費134億臺幣。

而華為在這一年的研發經費多達596億人民幣，若換算成臺幣，遠遠超過中國臺灣的臺積電+富士康+聯發科+臺聯電+緯創的總和。

2022年，也就是去年，華為的研發費用更是達到了1615億人民幣。

09

天若有情天亦老

華為揚帆出海，戰績卓著，攻占亞、非、拉，征服歐羅巴，幾乎無往而不利，在它的面前，就只剩下美國這塊霸權主義鐵板。

當華為在全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終于不可避免地觸動了美國最敏感的領域。

美國在芯片戰爭中接連“整垮”蘇聯和日本之后，遇上了最強勁的對手。比起蘇聯僵化的體制，中國充滿創新的活力，比起日本對美國耳提面命般的無條件和有條件服從，中國是真正獨立自主的。

像多年前“絕殺”日本半導體產業那樣，美國不惜違反自己制定和主導的國際規則，對華為動用種種超常規手段，包括2018年通過加拿大實行“長臂管轄”，制造了“孟晚舟事件”。

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被捕后，許多人都覺得出了天大的事，但任正非和華為人表現得穩如泰山，他們知道，自己的背后，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2021年9月25日，時隔近1030天離家，孟晚舟乘飛機抵達深圳。這三年來，孟晚舟以不認罪也不認罰的態度，抗爭到了回國的這一天。

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實際上是美國遏制中國復興的縮影，按照2015年制定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中國將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以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為主線，通過“三步走”實現戰略目標。

在美國一些人看來，這將極大動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領先地位，必須遏止這個進程，而走在5G最前沿的華為，自然就成了最顯眼的那個“出頭鳥”。

在《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一書中，作者克里斯·米勒指出了美國最大的擔憂：在現階段，只有臺積電和三星兩家公司能夠制造最尖端的處理器，臺積電在中國臺灣，三星在韓國，對美國來說，這兩家公司具有同樣的問題——距離美國新興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大陸僅一步之遙。

尤其是中國臺灣的臺積電，被認為是亞洲最有價值的上市公司，也是世界上十大最有價值的上市公司之一。克里斯·米勒認為，臺積電對于美國越不可或缺，風險就越大。

在《芯片戰爭》一書中，米勒記錄了202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臺灣海峽南北入口處進行的軍事演習，并援引了《環球時報》英文版報道的一名中國軍人的話：“我們必須像在實戰中一樣，在各種情況下努力訓練，時刻做好戰斗準備，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無獨有偶，美國對華為的忌憚，某種程度上，也跟任正非的軍人出身有關，在華為一個實驗室的墻上，寫著這么一句話：犧牲是軍人最大的付出，勝利是軍人最大的奉獻。

任正非的精神導師毛澤東寫過一句詩，表達了類似的意思：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2023年9月25日，劉德華現身華為發布會現場，成為華為mate60 RS超高端品牌大使。唱《中國人》的不老男神華仔為華為代言，這場“華與華”的合作，顯得如此熨貼，可謂相看兩不厭。

在榮耀背后，任正非斯人獨寂寞，記憶涌上心頭，他仿佛又回到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現場，那一年，他33歲，風華正茂。

科學大會快結束時，羅瑞卿大將把任正非等軍人代表召集到一處，給他們做了發言，核心意思是，鄧小平同志判斷，國際形勢會有一段較長的和平時期，以后中國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那一年（1978），那位老人，中國人永遠銘記。